为了治理中小学教师负担重这一痼疾，教育部再次发文部署。
近日，教育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对深化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作出系统部署。
与以往出台的措施相比，《通知》细化了举措、加大了力度。
比如，《通知》提出，不得开展以学校为对象的各类达标活动，每所学校每年接受县级及以上教育综合督导不超过1项，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，上级机关、单位原则上不得借调中小学教师，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、上街执勤、创城庆典、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。
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是一个长期性的教育治理难题，既需要下猛药，也需要久久为功。
持续治理教师非教学负担
为了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，我国已多次出台相关文件。
2019年12月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（下称《若干意见》），提出20条举措，要求大幅精简文件和会议，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事项。
我国教师队伍较大，中小学教师减负是基层减负的重要部分。因此，很多地方从省一级到县一级都印发了相关文件。
2024年8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要求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，精简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。
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俞伟跃在2024年8月29日国新办发布会上说，各省份均结合实际研制了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标准，公布了进校园“白名单”。
今年1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提出，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。
此次出台的《通知》，正是为了贯彻落实上述政策，在深入分析当前减负工作难点堵点问题基础上，对基层困惑的各类涉师负担问题进行明确规范。
教师减负攻坚重点
持续治理之下，中小学教师负担还有哪些“难啃的硬骨头”？
首先是工作时间长。2021年“双减”以后，中小学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，这是2019年《若干意见》印发时所没有的情况。实行课后服务后，中小学生一般从下午3点半放学延长到4点半，有的甚至延长到5点半或六点。
有研究团队在2022年3月至2024年6月，对南方某省约百所中小学校两千多名教职工开展多轮调查。结果显示，中小学教师工作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0.07个小时，有95.56%的中小学教师表示自己日常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。
目前，课后服务主要由中小学校教师承担，以开展素质课程、答疑辅导、监督自习为主。该调查显示，承担素质拓展课程管理的教师周均工作时长达53.6小时，比统一开展课后服务之前增加18%。
北京市朝阳区一名初中学生家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她的孩子每天要求早上7点20到校，下午6点30放学，在校时间约11个小时，这意味着“孩子的班主任每天在校时间至少超过11个小时”。
其次是迎接检查评比任务重。东部地区一名初中班主任蔡霞（化名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“每次迎接检查，几乎都需要提交材料。但每次检查的项目差异很大，材料没有模板，所以每次要改不同版本的材料，有时候需要把教师们叫到一起写材料。”
第三是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。东部地区一名小学低年级班主任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她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在小程序里发布任务，包括要求家长接龙作答、发放知情同意书等。有的家长工作忙忽略了消息，有的家长年纪大不会操作，只好等到很晚或反复催促。
“教学原本是师生双方的活动，但目前教学和师生双方都要接受来自管理和评价的外部规范和要求，而且这类规范与要求来自目的、内容、标准各不相同的多方主体，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，既有正激励，也有负向干预。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。
系统部署教师减负
《通知》对于减负的堵点卡点进一步作出针对性治理。
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指出，“对基层困惑的各类涉师负担问题进行明确规范，如教师假期值班、社会考试监考、校园外开展活动、社会调研、教师培训等予以规范，严控借调借用教师，保障教师从事主责主业。”
《通知》提出，健全教师课后服务保障机制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应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做好衔接，严禁随意扩大范围。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“弹性上下班制”，不得将课后服务情况与教师职称评定、评优评先等硬性挂钩。
“教师参加课后服务基本上是无偿劳动，但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却在教师评聘表彰考核的范围之内，看似是对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补偿和鼓励，却无形中造成了压力和负担。《通知》要求课后服务与教师评优脱钩的规定，很有针对性。” 蔡霞说。
目前，很多地方已经推出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度。比如，成都市规定，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，当天没有安排课后服务工作的，可以适当提早离校，当天有课后服务任务的，早上可以适当推迟到校。
温州市规定，实行晚托管理时间“储蓄制”，将教师晚托服务时间折算成时间积分进行储蓄，储蓄的时间积分可兑换“调休假”时间。
《通知》提出，规范涉校涉师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管理。不得随意设置创建示范、“一票否决”和签订责任状等事项，严禁以调研、评估、指导、监测等名义变相开展督查检查考核，不得以发文开会、留痕资料、台账记录作为评价依据。
《通知》提出，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。未列入“白名单”事项原则上不得进入，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。严禁强制要求师生参与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，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、上街执勤、创城庆典、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。
“要以刚性约束为学校和教师划界，严禁强制师生参与与教育教学无关活动，抵御非教育教学事务过度侵扰。”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指出。
《通知》提出，精简数据填报与应用程序使用。对面向中小学校和教师的政务应用程序每年开展1次集中清理，形成省级选用清单。应用程序不得设置打卡签到、积分排名、统计在线时长等强制性功能，非必要不得强制要求教师上传工作照片、视频和轨迹等。
“要建立教育数字化治理规范，推动平台整合与数据共享，重点整治强制使用、重复填报等问题。”上述负责人指出。
储朝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要保障教师说“不”的权利，当教师遇到不当要求时，有相应的教师投诉机制，由专业、权威、公正的评定程序确定该不该做，阻止一股脑儿要求强制执行的通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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